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卜宪群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对“相互契合”是对历史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展开深入论述。文章指出：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中华文明具有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历史创新传统，王朝交替与文明演进呈现出并行不悖的趋势。但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在经济关系、思想文化、社会阶层等领域呈现出来的变化显然不同于既往。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寻找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和外来思潮的涌入，抵抗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的推翻，都意味着古老中国在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转型上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高度顺应了明清以降的社会转型与近代以来改造传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史要求。近代中国曾经选择了很多条道路，但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契合中国人民的追求，契合中国社会实际，才能承担起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重任。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性的集中体现。中华文化自先秦以来传承有序、广纳众采、博大精深、与时迁徙，不仅与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更集聚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永恒价值。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统说，不仅贯穿着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也成功塑造出各历史时期共同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历史认同。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清理学，到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继承创新、开放包容的独特品格，它与马克思主义追求普遍真理的基本精神殊途同归。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元素与唯物史观的高度契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思维、历史思维、文化思维存在着内在联系。《尚书》中的五行说、《周易》中的阴阳说，证明中国哲学中很早就有朴素的唯物观和辩证法的思维因素。中国人注重“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证明中国哲学中包含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礼记》中“天下为公”的“大同”说，包含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国人注重“食货”的经济意识，与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谋而合。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相互契合”是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宝贵资源。“相互契合”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第一，必须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与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它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华文明提供精神源泉、注入强大活力、焕发勃勃青春，展现出文明新形态，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

　　第二，必须科学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中华文明彝伦攸叙，素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安排。在国家结构上，中国在封建社会早期就确立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没有使分裂的历史延续，极具深远意义。在权力运行上，自秦汉开始就构建起皇权之下设官分职、权责分明的官僚制，分层分类统理中央和地方行政事务的制度体系。在官员选拔上，逐步确立了任人唯能、听取民意、德先才后、考试考核的用人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上，构建起以儒家为核心，兼容并蓄，与社会大众日常价值观相融合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与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可以借鉴的深厚历史资源。

　　第三，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创新。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自身的贡献。